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对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文明乡风建设意义深远，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面对高额彩礼现象，中央一号文件七年六次提及治理高额彩礼问题，要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破除高额彩礼陋习、重塑文明乡风既是民生所盼，更是法治与德治融合的治理课题。吉林大学调研团队以吉林省为调查起点，足迹遍及长春、四平、松原、延边等多地，跨越千里深入江西省十余区县，通过走访司法机关、深入农民群众、对话干群乡贤，多维度探究高额彩礼治理的司法实践与乡土认知，在法理与民情的交织中探寻高额彩礼破解之道，为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凝聚智慧与力量。
立足吉林：调研实践叩开彩礼治理之门
调研团队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为初步探索地。得知梨树县人民法院报送的《农村百万彩礼返还离婚纠纷案》入选十大提名案件后，团队迅速与当地法院取得联系展开实地调研。在梨树县人民法院郭家店人民法庭，团队成员走进金玉米调解室，沉浸式感受基层调解与司法审判工作的创新实践。深耕基层司法工作三十余年的孙法官分享经验时提到，农村矛盾多靠“炕头话疗”解决，“农民认理更认情，把法律揉进土话里，事儿就好办了”。团队查阅典型案例卷宗，与法官们就彩礼纠纷的司法实践和治理问题展开交流座谈。“农村百万彩礼返还离婚纠纷案” 的主审法官王鹤详细解释了该案裁判要旨，并分析了基层农村彩礼返还纠纷的法律适用难点。孙法官和高法官以典型案例为引，梳理了彩礼纠纷的裁量尺度，强调 “情理法交融” 的裁判原则，为团队提供宝贵的实务参考。
调研团队还以长春为枢纽，辐射松原、延边等具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区域，深入村屯和田间地头，了解当地彩礼习俗和对高额彩礼的态度，全面捕捉彩礼问题在吉林省内的多元样态，积累大量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深入江西：系统调研探寻彩礼治理之策
怀着对解决高额彩礼问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调研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彩礼问题突出的江西省。团队跨域千里，南下江西，在南昌市新建区、宜春市上高县、上饶市余干县、赣州市南康区、龙南市、于都县、瑞金市等地共11区县19乡镇20个余村地展开立体调研，足迹遍及各级人民法院、地方律所、村委会与农家村落，与法官、律师、人大代表、村干部及村民等群体“身挨身坐、心贴心聊”，勾勒出高额彩礼的地域特征与治理图谱。
走进司法一线，探寻法律适用的精准标尺。南昌市新建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坦言，当地彩礼纠纷案件量虽不多，但涉案金额普遍较高；上饶市余干县的人民调解员表示，地区彩礼多在16.8 万至38.8 万，远超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甚至成为致贫因素；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法院的李庭长分享了司法实践中的裁量经验，呼吁建立更明确的司法解释，减少自由裁量空间，让法律标准更贴近乡土实际。“给多少彩礼的影响因素其实挺复杂，有的可能是想鞭策男方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有的也是想让男方重视女儿，也有的是因为攀比”扎根基层法律服务二十余年的唐律师结合工作经验道出当地彩礼的生成机制。
深入村落观察，把握情理与法理的动态调适。瑞金市石水村的红白理事会、南康区幸屋村的 “道德红黑榜”、龙南市石人村的村规民约彩礼上限 8 万元，展现了基层自治组织的移风易俗尝试。然而，“村规缺乏强制力，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适婚女性少，彩礼攀比仍难遏制。”石人村村干部的感慨道出治理痛点；在市级非遗 “客家婚俗”示范地正桂村，“礼生”还原了传统彩礼的文化内涵——重礼仪象征而非金钱数额，但现代社会对“礼”的简化与曲解，让彩礼异化为“面子工程”。村民的态度呈现鲜明对比：有的家庭因彩礼负债累累，却无奈表示“别人给这么多，我不给怕闺女嫁不出去”；也有家庭主动践行“低彩礼”，“钱给孩子小家庭用，老辈不图这个”。这种矛盾心理印证了移风易俗的长期性：既要打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攀比心态，更需重构彩礼的文化价值内核。
跨越东北与江南的多地深入调研，让团队清晰认识到，高额彩礼的形成，既有传统习俗的影响，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婚姻市场供需关系、社会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习俗问题，更是社会文化与乡村治理问题。团队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提炼司法裁判规律与村民现实诉求，探索既有法治刚性又有文化温情的治理方案，让彩礼真正回归‘礼’的本质，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之基、凝聚文明之魂。”未来，团队还将联动多方力量，推动高额彩礼治理从个案裁判向乡风重塑深化，助力解决农村高额彩礼带来的现实问题，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探索，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清流和文明力量，让广袤乡村在法治与文明的滋养下焕发生机与活力。
责任编辑：雷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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